1952年10月31日，台北草山的盘山公路上，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突然停在了路边。
车里坐着的是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和他的夫人黄卓群。
就在几分钟前，黄卓群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，坚持要下车透透气。
正是这个看似偶然的身体不适，救了他们夫妇二人的性命。
司机下车检查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他发现，这辆车左前轮的六颗螺帽，竟然有五颗被人为拧松，几乎就要脱落；后轮的一颗螺帽也处于同样的状态。
展开剩余90%在蜿蜒曲折的下山路上，只要再经过一个急转弯，车轮就极有可能飞出，整辆车会立刻失控，坠入万丈深渊。
一场看似意外的车祸，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。
前一天，是蒋介石的65岁大寿。
吴国桢夫妇作为重要宾客，应邀参加了在草山别墅举办的“家庭式”寿宴。
然而，这场寿宴的气氛却处处透着诡异。
吴国桢抵达后，行政院院长陈诚就悄悄把他拉到一边，提醒他对蒋经国要多加忍让。
宴席上，蒋经国端着酒杯走到吴国桢面前，皮笑肉不笑地“敬酒”，话里话外都在敲打吴国桢的施政理念“太过理想化”，眼神中透出的那股寒意，让吴国桢这位在政坛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老手都感到不寒而栗。
更具深意的是，宴会结束后，蒋介石特意将吴国桢夫妇留宿一晚，并赠送了一套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
这其中的政治暗示再明显不过：要么学曾国藩那样，对上级绝对忠诚、隐忍负重；要么，就可能面临曾国藩“剿匪”那样的雷霆手段。
第二天，当吴国桢准备下山时，他发现自己的专职司机离奇“失踪”了，总统府车队临时指派了一名新司机。
紧接着，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惊魂一幕。
面对被动了手脚的座驾，吴国桢异常冷静。
他没有选择报警，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在当时由蒋经国一手掌控的特务系统下，报警不仅查不出真相，反而可能引来更直接的杀身之祸。
吴国桢只是默默让随从收好那几颗被拧松的螺帽作为证据，然后悄然下山。
那么，究竟是谁非要置吴国桢于死地？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明白吴国桢在当时台湾政坛扮演的角色，以及他与蒋氏父子之间早已无法调和的矛盾。
吴国桢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。
他毕业于清华，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，深受西方民主、法治思想的熏陶。
由于其出色的能力和亲美的背景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，一路从汉口市长、重庆市长做到了上海市长。
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，蒋介石急需向美国展示自己建立“自由中国”的决心，以换取至关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。
于是，吴国桢这位有着完美西式教育背景、满口民主法治的博士，就成了最佳的“民主门面”，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。
蒋介石希望吴国桢能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对外宣传的样板，而他自己则将权力重心交给了儿子蒋经国。
蒋经国奉命整合了台湾所有的情报机构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、无孔不入的监控网络。
他担任的“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”等职位虽然听起来不高，却手握生杀大权。
一个是亲美的理想主义者；一个是谋求战略自主的现实主义者。
吴国桢和蒋经国，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完全对立的道路。
他们的冲突，从蒋经国在上海“打虎”失败时就已埋下伏笔。
当时，蒋经国将经济改革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的“不配合”。
到了台湾，这种矛盾更是迅速激化。
吴国桢坚持多次公开指责蒋经国的特务机构滥用权力，甚至为了一个案子与蒋经国当面拍桌子，质问：“担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，到底是你还是我？”
他还拒绝了蒋经国多次提出的巨额经费要求。
这种正面对抗，无疑是动了蒋经国的“奶酪”，也挑战了蒋氏父子权力布局的核心。
在蒋介石看来，吴国桢用来讨好美国的门面工具。
当这个工具开始妨碍到核心权力，尤其是妨碍到蒋经国接班的进程时，工具的命运也就注定了。
蒋介石的日记曾明确写道，他认为吴国桢“对逮捕匪谍之观念错误”，对其坚持要证据的做法感到不解。
草山车轮事件，正是这种矛盾激化到顶点的产物。
它不是一次冲动之下的报复，而是一场经过周密计算的政治清除行动。
其目的，就是为了用一场无法追查的“意外事故”，彻底搬开吴国桢这块绊脚石。
整个计划环环相扣：利用寿宴将吴国桢骗上山，留宿过夜以创造动手脚的时间和空间，换掉信得过的司机以确保计划执行，最后在险峻的盘山公路上完成致命一击。
若非黄卓群的偶然腹痛，吴国桢的下场可想而知。
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，吴国桢彻底清醒了。
他明白，台湾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
他与蒋氏父子的矛盾，已经不是政见不合，而是你死我活。
他开始秘密为自己和家人谋划退路。
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系美国的朋友，分批将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转移出去，作为日后自保的筹码。
他还预留了三封信给美国记者，声明如果自己发生“意外”，就将信件内容公之于众。
1953年5月，在多次请辞后，吴国桢终于以“养病”为由，获准携家人离开台湾，飞往美国。
他这一走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抵达美国后，吴国桢不再沉默。
他于1954年在美国《展望》等主流媒体上发表系列文章，公开抨击其“秘密警察”、“思想控制”和“人权无保障”等问题。
这些文章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，一度导致美国对台援助暂缓，给了蒋氏政权巨大的国际压力。
对此，蒋介石暴跳如雷，在日记中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吴国桢是连汪精卫都不如的“人猿”，并由国民党中央开除其党籍，下令通缉。
一场曾经的君臣相知，彻底演变成了隔空对骂的仇敌。
吴国桢事件，从本质上看，是威权体制下权力交接过程中的一次残酷“清场”。
吴国桢的存在，本身就是对蒋经国权力合法性的挑战。
在绝对权力面前，所谓的个人情感，都显得不堪一击。
1984年，吴国桢在美国病逝，享年81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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